透過電子郵件訂閱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救台灣,應實施空屋稅!】


一丶居住人權及搶救少子化:
台北居大不易,在台北成家立業非易事,對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和弱勢族群就更困難了!在台北市租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也要八千到一萬元新台幣,這就相當於一個年輕人近三分之一的薪水,如此一來年輕人要如何存下錢和改善生活品質?這些年輕人又怎麼敢結婚呢?

如何給年輕人與弱勢族群,以及普通的上班族小家庭在台北市能夠安居樂業、落實居住正義、提升生活品質,不祇是涉及人民幸福的根本問題,也是解決台灣少子化困局必須面對的課題。我卸任台南縣長後回到台北來,就一直在思考者台灣的少子化問題,跟台灣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密切相關;而不解決居住正義問題,是無法解決台灣少子化問題。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社會驚覺青年議題嚴重,其中有關居住正義及社會住宅受到大家關注。2014年七合一地方選舉,各政黨市長候選人莫不以廣建社會住宅及提供租屋補貼為政治號召。

二丶柯P的社會住宅跳票:
現任的柯文哲市長在上次參選過程中曾經將推動社會住宅列為重點政策,在任內也有積極推動社會住宅的興建,但是進度落後,選舉期間提出的社會住宅「4年2萬戶完工」政見,實際只有3453戶完工,若扣除郝龍斌任內開工丶施工,以及捷運聯開宅轉作公宅使用,實際上是柯任內全程規劃丶完工戶數僅為1304戶。可以説是支票已經不能兌現,而且緩不濟急。

三丶姚文智濫開支票:
而最近姚文智在一般的住宅補貼政策之外,也另推出了對於青年租屋的租金補貼政策,要給單身青年每月補貼3000元。結婚的青年夫婦每月5000元的補貼,每年一萬戶。姚文智這個政策並没有深入檢討過去租金補貼政策實施效果不彰的原因,而再次為了選舉濫開支票,治標不治本的政策構想!
其實濫開支票丶現金補助,背後的關鍵就是不敢得罪建商及有錢的資本主。我認為要改善目前臺北都會區無殼蝸牛租屋問題,落實居住正義,應該從落實「屋盡其用」「課徵空屋稅」為核心著手。

四丶課徵空屋稅,屋盡其用: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布資料,台北市空屋數六萬○六八二宅、空屋率六.八二%。而全國空屋則有八十幾萬戶,平均高達11%左右。所謂「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是以房屋稅籍資料與台電用電資料,將每年十一、十二月平均用電度數低於六十度的住宅,認定為低度使用住宅,俗稱「空屋」。

台北市內六萬多戶的空屋,應該「屋盡其用」而不應該閒置,也不應該讓這些房子吸收太多銀行資金,而排擠其他產業的資金需求。如何讓這些空屋能夠釋出,而屋盡其用,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課徵空屋稅」。課徵空屋稅可以馬上逼出空屋,來提高租屋的供給量,量的增加也會讓租金降低,對租屋者馬上可以降低其租金負擔。至於空屋稅應該多少才會發揮棒子的效果呢?我認為最少應該要有自用住宅的2至3倍的稅率才會有棒子的壓力。

五丶鼓勵民間空間參與社會住宅政策:
空屋稅是棒子,除了棒子外也應該要有紅蘿蔔來吸引民間將空屋釋出來做社會住宅,所以政府應該再制定獎勵民間空屋參與社會住宅的方案,如果民間空屋參與社會住宅方案,鼓勵空屋釋出後加入社會住宅的出租,租金的所得可以予以減免課稅,而且原空屋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稅率優惠。目前政府實施的包租代管政策其實是管太多了,真正的包租代管應該修正限于「民間空屋參與社會住宅的包租代管政策」的服務。「棒子加上胡蘿蔔」兩項政策搭配,必定能夠增加空屋投入社會住宅的動能和誘因。

六丶制定「社會住宅合理面積及租金收費標準」:
目前住宅法並未規範社會住宅合理的面積及租金收費標準。不過一般認為台北市政府的公營住宅雖比一般同級的住宅租金較便宜,但跟一般市面上房屋的租金相比仍然是太貴了。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訂定「社會住宅合理面積及租金收費標準」,而且社會住宅租金收費標準根據一般市民的反應「社會住宅的收費標準,不宜超過月薪的百分之三十」。

七丶租金管制政策:
居住正義丶居住人權跟租金的高低有密切相關,這就涉及租金是一個完全自由市場,或者必需受到公共利益保障而有所限制。目前台灣的不動產及房屋租賃市場幾乎是一個自由市場,租金負擔成為許多年輕人不敢結婚的關鍵。土地法雖有規定租金限制,但因為8%的租金實在太高了,所以沒有發揮租金管制的效果。而且也沒有漲價幅度的限制。最近台北市常常因為屋主漲租金而趕走原來的店家,許多有特色歷史的街面也因為租金漲幅太高,讓原租業者被迫遷移或結束營業。目前住宅法也同樣沒有租金漲幅的規範,使住宅法形同沒有牙齒,所以我認為應該要有租金漲幅的限制。可以分別就住宅或商業不動產丶工業廠房分別訂定它的漲幅限制。

八丶分稅制,地方政府才會追稅?
為什麼政府實施的租金補貼政策效果不彰,所以一般無殻蝸牛市民無感呢?其實關鍵的原因在於屋主為了避免被政府課稅,所以不願意配合政府的「租金補貼」政策。所以有人質疑房租所得很難課到稅。這個問題其實關鍵在於目前貨物稅、營業稅及所得稅丶煙酒稅等和產業經濟相關的四種稅收,全都是中央專屬的國稅,由中央政府統收統支,地方根本就無法得到這些稅收的直接分配。而國稅局人力有限查稅困難。

可是如果台灣採取如德國丶北歐及中國目前實施「分稅制」的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劃分的制度,以德國的制度中央地方各分百分之五十,地方政府自然為了地方的稅收增加,自然會有動能去努力查稅,也才能落實有所得即應繳稅的公平原則。同時專業的不動產管理公司也才能在台灣真正的生根。

九丶國防部眷改及非公用土地應提供作社會住宅:
目前國防部在各縣市仍有許多眷改土地及非軍事用途而且非公用的土地,而且面積都很大,但目前國防部把這些土地當作自己的金庫,而不受國有財產法的約制。我認為總統府及行政院應該明確要求國防部將這些土地交回給國有財產局,並作為社會住宅所需的土地。

十丶善用都更增加的容積,來作社會住宅:
目前都更奬勵容積絕大多數都成為實施者建商利益。建商成為都更的實施者,這個制度剝奪了「住戶團體」才是都更的主體,可以說是「乞丐趕廟公」。而且都更獎勵的容積率應該以達到成本平衡為原則,超過這個部分的容積應該歸政府拿來作社會住宅之用。

十一、智庫裡的一場對話:
2015年總統大選前一年,我是民進黨智庫成員,有一次花敬群來報告住宅及房屋政策,包括住宅租金補貼丶包租代管,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搔到癢處,乃發言提議應該推動空屋稅及獎勵民間空屋參與社會住宅政策,如此才能逼出空屋,降低租金。結果現場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博士(前經建會主委)非常認同,但會場中張景森講了一句話:「我們不採用空屋稅」,衍然他是代表小英做決策的人。

會後胡勝正博士還特別來跟我説:「蘇委員,你的觀點我非常認同。」空屋稅是解決當前臺灣「居住人權」的最有效政策,但卻面臨得罪建商的風險,得罪當權者金主的風險,不過台灣如果不早一點把這些泡沫擠掉,讓資金不要再耗費在不動產的炒作上,而能夠將資金抽出轉投入實質的產業振興,搶救少子化的根本計上,則當少子化往下繼續延燒,台灣房地產雪崩的危機也是指日可待。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大聲站出來呼籲實施空屋稅救台灣的原因!

【中小學裝冷氣?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到底中小學的教室要不要裝冷氣,今年五月特別的熱,用電量也達到歷年來五月最高用電量。教育部的估算,全面裝冷氣大概需要855億,全國有7萬2千間教室,每一間裝兩台冷氣,差不多就要14萬5千台。當然我個人是支持安裝冷氣機等各項降溫讓小朋友有更好的學習環境,大的方向我們絶對支持。

問題是,是不是祇用這樣罐頭式裝冷氣機這樣的方案?全世界在2015年氣候變遷公約巴黎回合會議已正式通過巴黎協議,其中並要求全世界各國要推動建築能源效率標準,可惜我們台灣到現在並沒有落實推動建築能源效率的制度,我認為台灣應該比照先進國家推動建築能源效率的政策。以後校舍在建築時也要做能源效率的規範。

當整個環境面臨氣候變遷,環境的挑戰,正好是環境教育丶科學教育學習的重要時機。單一式提供冷氣做為解決方案,錯失了一個環境挑戰各種解決方案的學習機會。
比如說教室的最頂樓常是最熱的,也許大部分地方可以裝設太陽能,某種程度具有隔熱和發電的雙重效益。另外也可在屋頂增設隔熱的措施。南晒或西晒的教室,可以在建築設計時可以留比較大的空間來減少對教室的熱效應,或是棚子設計來遮蔽西晒和南晒的部份陽光。

現有的建築物怎麼樣增加它的隔熱效果,會比只單純裝冷氣機的效應會更好。包括冰水的風扇,還有冷氣機也有多種形態,這是一個環境教育非常好的機會,應該舉辦全國教室如何節能降溫各種解決方案的競賽,由學校、家長甚至專業團體結合,共同發揮更好的創意,共同來提出解決方案,透過這樣老師及學生可以有很好的學習和創意的機會。敎育部及台北市及各縣市都可以來做競賽,透過這樣的學習運動,一定可以發現非常多的創意甚至商機。同時裝的冷氣所增加的電費,也不應由政府全額補助,應該一半由校方自行出錢來解決,這樣也才會有節能的誘因和動能。

也要呼籲教育部和營建署對於台灣教室建築的能效標準,要趕快訂定和落實的實施。不致新設還有未來修繕的教室都要用新的能效標準來管理,甚至民間新建的建築物,也該落實建築物的能效標準。

教室要不要裝冷氣機?這個議題讓我們面對地球暖化氣候的挑戰,也希望能激發更多科學創意的解決方案。

【禁掛五星旗 黑道大進擊?】


最近有民間團體發起「是否同意立法規範,禁止公開展示及懸掛五星旗等境外敵對勢力的旗幟?」的公民投票,據了解也有民進黨地方黨部被要求協助連屬公投,贊成方與反對方都各有根據,贊成者認為應該將中國五星旗視同和納粹旗一樣應加以禁止,反對派則表示懸掛與展示五星旗是言論自由範疇應予保障。

在台灣公開展示中國五星旗一直以來都是極為敏感的課題,過去在長期戒嚴期間,光是去揣摩五星旗長的樣子都是一種犯罪,更別說公開展示或懸掛了。但近年來發生的許多衝突與暴力活動中,都不乏看到手持五星旗的暴徒攻擊其他民眾,也看到公開展示五星旗的民眾與其他民眾爆發口角與肢體衝突。究竟懸掛展示五星旗應該是要立法禁止呢?還是應該保障其言論自由?

一、 言論自由是否包括公開展示與懸掛中國五星旗?
懸掛與展示中國五星旗,法務部年初已經有公開見解,認為「懸掛五星旗就被認為是分裂國土而施以刑罰,無異僅因言論主張分裂國土,就施以最嚴厲刑罰,顯然逾越中華民國憲法所定必要範圍」,所以否決了網友提案。

但是以南韓的案例來看,南韓在國家保安法中對於懲罰宣傳北朝鮮國家象徵有嚴厲的規範。南韓在國家保安法第二條中明確訂立反國家團體範圍,認為是自稱為政府且以變亂國家為目標的團體,明顯指稱北朝鮮。在國家保安法第七條中,在公開場合讚揚與宣傳反國家團體象徵與宣傳物就是犯罪,依法都可判刑。所以南韓不時有親北朝鮮人士因為公開懸掛北朝鮮國旗而被逮捕,近年來在國會擁有席次的左派統合進步黨更因為親北朝鮮而被憲法法庭宣告違憲而被解散。以此看來南韓是以極高的國家安全標準否定宣揚北朝鮮國體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言論自由是否要有國家安全界線?這是一個高度敏感性的問題,就和在以色列是否可以公開展示哈瑪斯旗幟,在南韓是否可以展示北朝鮮國旗一樣,就算南韓以法律禁止北朝鮮國旗的公開展示,也要面對民間的反對意見,認為國家保安法侵害人民言論自由權。但是法務部對於禁止懸掛中國五星旗的回應,似乎少了對於國家安全層面的考量,講得太快了點!

二、 應該以互惠原則思考中國五星旗的展示問題
為何中國五星旗的公開展示與懸掛會引發爭端,除了中國對與台灣的主權聲稱與台灣的統獨之爭外,中國對於中華民國國旗的打壓也是原因之一。除了在國際場合,中華民國國旗都被中國方面公開要求撤下之外,中華民國國旗也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升起,反而中國五星旗可以在台灣公開展示並且獲得憲法保障,這就是一種不對等。

而且在各項國際賽事中,中華民國國旗也不能公開懸掛,只能懸掛奧會旗幟。即便是國際賽事在台灣舉辦,一樣不能在場上揮舞中華民國國旗,以去年在台北舉行的世大運為例,在賽事周邊展示中華民國國旗竟然成為警察執法對象,可見在台灣揮舞國旗是多委屈的一件事。這也就不難理解大家對於中國五星旗的厭惡感了!如果政府從對等尊嚴的立場出發,禁止中國五星旗的公開與懸掛就不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

三、 公開懸掛與展示五星旗的背後
但是如果立法禁止中國五星旗公開展示與懸掛並加以取締,就不單純是表示言論自由問題,除了國家安全問題之外,也必須要評估管理有效性的問題。

近年來在台灣可以看到五星旗在越來越多公眾場合出現,但這些在公開場合懸掛展示五星旗的動機都不單純,不少都涉及黑道幫派介入,甚至也有公開質疑的民眾受到手持五星旗的民眾攻擊,甚至也有商人以法律方式侵占廟產,為了規避政府的查緝追稅,就在廟產上公開展示中國五星旗以混淆視聽,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換言之近年來台灣出現五星旗的背後除了有一票背景不單純的黑幫人士之外,還有一票政治投機份子在背後虎視眈眈。

如果以公民投票方式要求立法禁止中國五星旗的展示與揮舞,可能會讓五星旗會變成一種政治商機,換言之許多政治人物、政治投機者和黑幫人士剛好可以藉由揮舞中國五星旗故意遭到政府單位打壓,而獲得舞台,反而讓揮五星旗成為一種撈取政治資本的手段。這種狀況就如當年美國在一九二○年代禁酒主義成為主流、讓美國聯邦政府立法禁止酒精販賣,不但沒有徹底禁止酒精的使用,反而讓黑手黨認為有利可圖,其中的艾爾卡幫還因此發跡。換言之如果立法全面禁止與懲罰公開懸掛展示中國五星旗,可能剛好順了部分幫派分子與極端主義者的願望,政府的法律剛好成為他們在兩岸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也會讓台灣反而陷入治安危機。

【玉成戲院變身國際級專業錄音室】


1、戲院售票口的早餐
日前(5/31)的早餐場景,頗後現代的混搭,我在玉成戲院的售票口吃鹹粥、香菇雞湯。早餐是基進黨內湖、南港市議員參選人蕭筱臻媽媽的愛心。玉成這個老戲院,已經變成超專業錄音工程師Andy Baker的玉成戲院錄音室。筱臻也是這個錄音室的共同發起人。
玉成戲院建於1978年12月,分為金銀兩廳,設有600個座位,算是一個大戲院,2001年納莉颱風台北大淹水,才剛花大錢重新裝修的老闆損失慘重,只好停業掛上休止符。這個戲院就一直荒廢在那15年。

2、老戲院如何變身錄音室?
Andy2007年來到台灣,就愛上台灣,一待就是10多年。4年來他就住在玉成戲院附近,每天經過卻看不出它是個戲院。2016年剛好那段期間,董事長樂團主唱阿吉和Andy正在尋找夢幻錄音室的地點,才發現它是個舊電影院。幾經波折才找到地主,戲院的挑高、大空間正好非常適合做為錄音室,就決定租下它來進行大變身的改造工程。
戲院入口藏著一座四合院老宅,老戲院變成現在專業錄音室,刻劃著台北市從過去農業時代到傳統娛樂業,再到數位錄音室的時代演變。每個錄音工程師都想打造自己心中的理想錄音室。Andy對電腦數位分軌錄音,少了樂手間的互動和感動,想改變台灣過去錄音室的模式。他要採用「同步錄音」的技術,回復樂手一起玩音樂那種live jam的感染力和音樂的飽滿。老戲院的挑高和大坪數空間,也讓弦樂器的共鳴表現更趨近完美。從構圖、施工各項微調,Andy慢慢再完成他的夢想錄音室。施工就將近一年,直到去年六月,「草東沒有派對」樂團,要錄製他們新專輯,施工還沒完全到位,被他們逼著提前上陣開始第一件錄音工程。

3、無聲冰水循環節能冷氣
一般冷氣引擎的低頻聲音一直是錄音室很棘手的難題。Andy決定不手軟的重金200萬,採用日本的新型空調「Ecowin微子無風恆溫系統」。此一系統是利用室外的熱泵來製造冰水,利用冰水循環來降溫,而不靠一般冷氣機調節溫度,不但無聲又比傳統空調省三成電,節能又無噪音,完全符合錄音室要求高品質雜音阻絶需求,而每個月省下非常多的電費。

4、專業國際級的錄音室:
Andy在錄音室的許多細節上都非常考究,像是可調控高度的鼓傘,來準確控制聲音的散射。隔音牆、地板的吸音、皺折的擴散板,每一處都是精準的聲波考量。還有購自美國的1965年的老鋼琴,還有許多讓人驚艷的老樂器,讓來錄音的樂手可以有更多編曲的選項組合。玉成戲院錄音室給台灣音樂產業提供一個更專業的國際級的基礎支援產業。

5、免費幫助新樂團錄音及國際行銷:
而且更可貴的是Andy也免費幫忙台灣有潛力的新的樂團錄音,並透過他所熟悉的國際流行音樂的通路,協助推廣台灣新的樂團到歐美的流行音樂圈,幫助台灣新興樂團打進國際市場。Andy跟筱臻對台灣的新興樂團,做了台灣政府文化部都做不到的貢獻,令人敬佩。

6、結語:政府如何向民間學習?
政府在許多新興產業的專業及產業鍊的知識,的確落後於民間,政府如何扮演一個好的傾聽者,如何充分善用民間專業的能量?傾聽丶定位問題、如何善用民力?今天聆聽Andy及筱臻的創業故事,給我深刻的感觸!
作為一個台北市長參選人,我深知「傾聽丶向人民學習」是成功政策的第一步。1992年我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時,就是透過傾聽丶向人民學習,而提出了突破性的老人年金政策,帶來臺灣老年基本生存年金制度的建立,而照福台灣的長輩。台灣的產業再升級,台北的產業再升級,的確台北需要一位能夠傾聽人民心聲的市長。

【從台灣代駕,看台灣新創產業的瓶頸】


5月24日下午拜訪「台灣代駕」群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年輕的創辦人劉子莊執行長解說創業經營的心路歷程。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代駕這種專業服務的公司。

群悅是全國第一個純提供代駕服務的企業,有APP、Line、網頁、市話等四種呼叫方式。2016年 6 月服務上線以來,已經提供5萬次服務、有將近12000位常客。劉執行長分享了他們公司創業的經驗,以及作為一家新創公司面對的挑戰。我把他的經驗分享整理出一些觀點,希望引發公部門、社會共同關心與討論。文章有批判的地方是我以一個平民人權律師的角度所作的評論,跟劉子莊執行長無關:

一、代駕減少車禍,政府應多宣導
「防治酒駕」一直是交通、警察單位長期宣導防治的工作。除了推動「喝酒不開車」的觀念,並嚴格取締酒駕外,對於許多人因工作需要不得不應酬者,那麼代駕的確是避免酒後駕車肇事的重要方案。
我認為預防酒駕,政府有責任協助宣導「代駕」這種新興的服務項目。大多數的人還是不瞭解有這一項新興的服務。目前警察廣播電台等交通廣播服務單位,除了推廣防治酒駕外,並沒有對代駕服務進行宣導推廣,其理由是認為這是私人商業行為,所以政府不便推廣。
其實這是觀念上的混淆,代駕服務就是酒後不開車的替代方案,至於那個公司或是車行提供此項服務那才是私人商業服務,所以祇要不特別提到公司或車行,就沒有廣告的問題。所以宣導代駕的觀念並沒有圖利私人問題。

二、政府對數位新創產業口惠而不實
群悅科技主要是利用開發的手機APP作為代駕服務的管理平台,公司有一半的人力是用來開發及維護APP。這種台灣本土以數位智慧APP來管理的新興服務業,其實正是小英政府所謂「亞洲矽谷」政策應該協助的產業。
而且代駕這一項新型的服務業,在韓國及中國都發展的非常成功。
劉執行長提到:「現代韓國戲劇幾乎都出現代駕的劇情,已經融入生活的一部份。」韓國從1998年就開始有代駕行業,總共有1萬家公司,每天有70萬件服務量。中國從2012年開始有此行業,主要市場由兩大公司每天服務上百萬件。
所以既然韓國丶中國都已經有很成功的經營模式,所以照道理在台灣這種本土開發的數位智慧APP管理模式的新型服務業政府理應支持才對。可惜群悅科技公司無論去找亞洲矽谷辦公室,或是行政院開發基金請求資金融資或投資,結果都不了了之。足見目前臺灣政府對於數位智慧相關新創產業的支持仍然是口惠而不實。

三、如何突破「數位殖民地」
台灣資訊科技人才濟濟,在國內與海外企業打拼,打造智慧與便利的軟體、硬體,台灣的人才及資金應該都不缺乏。
但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理事長林之晨曾說:「我國已經淪為數位殖民地。」劉子莊表示「台灣有絕對足夠的人才,開發本土品牌的APP,讓台灣人下載使用,並推廣給海外的使用者。」我很認同這個思維。
但為什麼台灣會淪為「數位殖民地」呢?我認為關鍵在於:
1、政府官員並不是真的了解數位軟體產業,而政府委託作為投資審議的主要單位「資策會」卻經常陷入「球員兼裁判」「與民爭利」的利益衝突的角色。
2、資策會球員兼裁判,與民爭利的角色必需要徹底杜絕。
3、民間公協會不宜替代政府角色,台北市電腦公會也是常受到政府委託審議的單位,基本政府委託民間公協會作為決定投資與否的角色,其實並不妥當,畢竟「民間公協會」並不能替代政府部門聘任的「專業公正的相關產業投資專業人士」。
推動台灣開發APP及各項數位智慧軟體,這是發展數位經濟非常重要的契機,以群悅科技實際的遭遇來看,台灣政府的幫助非常有限。

四、代駕多角化經營,提升優化服務
群悅科技起初是以酒後「代駕」為主要服務對象,而幫需求者與車輛行駛到指定的地方。現在有與國際知名車廠合作代駕服務,鑑於現代人工作忙碌,提供「汽車保養維修」代駕服務。或因應高齡化社會,子女無法隨時陪同長者來回醫院看診,也促成「銀髮族就醫」的代駕市場。而群悅科技為有效瞭解代駕司機的服務品質,建立管理評分機制,讓服務體驗得以反饋,有利於提升服務優化的目標。

五、台灣代駕不能申請公司名稱
將近兩個小時的拜訪,劉執行長最後感性地談到,當初他們公司申請以「台灣代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稱登記,結果經濟部商業司不同意「台灣代駕」成為正式名稱,他們公司才被迫改名為「群悅」。我表示「國泰人壽保險、新光人壽保險、台灣人壽保險」都可以正式申請公司名稱了,那為什麼「台灣代駕科技公司」不能夠申請名稱呢?雖然劉子莊不是那麼抱怨,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政府不該管的管太多,造成人民的困擾。而真正該協助的反而是「東怕、西怕」,連「代駕」都不敢宣導。

身為台北市長參選人,從群悅科技公司這家新創服務公司,在台北市創業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實際困難,令我有很深的感觸。政府對民間創新投資的鼓勵不但不足,而且不合理的管制及限制也不少,二十幾年來並沒有因台灣民主化而改善。
過去我擔任三屆立法委員、二屆縣長,最大的成就感之一,就在於當人民受到政府不合理的對待或迫害時,能夠利用我的法律專業,為人民申寃!並以我的專業促進政府改善其不合理的規定及限制,以振興在地經濟,增加年輕人及在地人更多的就業機會。
其實台灣新創產業能否澎勃發展,攸關能否改善年輕人的低薪困境?而台北市正是台灣最密集的創意中心,目前仍有許多不合理的障礙需要排除,我的專業及豐富的歷練,應該可以協助大家排除這些不合理的規定及限制,讓台灣的創意起飛,讓年輕人的夢想成真!

【智慧路燈不能變成全民監控】


目前台北市政府有意推動的智慧路燈計畫,功能包括電信業者放置接受器、車牌人臉辨識功能、偵測空氣品質、主動回報故障等功能,目標於2021年在台北市裝置十六萬支。這個計劃包括「人臉辨識功能」引起民間人權團體極大質疑,認為是嚴重侵害人民的隱私權,並擴大社會監控。雖然副市長林欽榮第一時間出來澄清,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出面表示會遵守個資法並要大家相信政府做法。

一丶智慧城市是熱門議題:
自從數位科技快速發展,無論是科技感測丶數位行動通訊等快速發展後大大改變人類生活,而進一步進入智慧家庭丶智慧社區丶智慧交通到智慧城市,都成為下一波更方便的生活及數位智慧科技發展的契機。不過在數位智慧科技發展的背後是否代表更嚴密的人類生活的監控,以及人類存在價值的物化,也的確成為全球對於「科技與倫理」的省思。

二、喬治歐威爾《1984》的再現?
最近新聞報導有一位法國記者到中國大陸去實際測試中國公安單位所全面舖設的「人臉辨識系統」監視器。當公安單位把他人臉輸入,並列為通緝犯,結果他離開公安單位到外面行走,結果在七分鐘內就被公安單位透過人臉辨識系統找到,予以逮捕。

這個實驗震驚了全世界,也驗證了1949年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這本預言式的小説,所描述的老大哥(Big Brother)竟然在70年後活生生的中國出現。數位智慧科技正以不斷加速推動的情形下,電影中的「魔鬼終結者」的數位智慧戰爭機械人已經不是一個幻想,而是一個必需從「科技與倫理」更高程次的思考來加以檢討的課題。

三丶智慧城市的方向該如何走?
台灣發展智慧城市台北可以說是一個最好的實驗場域,但如何著手呢?的確智慧交通系統的確有助於解決台灣短期的智慧交通管理,及中長期的交通規劃。而智慧環境監測系統也有助於解決環境污染源的發現及管理。智慧家庭丶智能電網對於改善我們的能源管理系統丶整體節約能源有幫助。另外對於治安管理也有相當的幫助。可以說智慧城市仍有許多可以努力的方向。不過「人臉辨識系統」的確是引起大家極大的恐慌。

四丶執法單位濫用權力無法監督:
政府單位有關政府對個人資料的蒐集,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五條裡面已明確說明必須在執行法定業務之內、並且經由當事人同意且無侵害當事人權益。人臉辨識是非常重要的個人隱私,也是基本人權保護的一部份。但是從目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落實而言,當前政府對於個人資料保護還沒有獨立的第三方監察單位保護個資,法務部對於個資法的解釋也極為寬鬆,公部門對於濫用個人資料難以防杜。台北市長柯文哲希望市民相信政府的所作所為合法,這種說法不但凸顯其欠缺個人隱私權保障之理念,也對當前個資法保護狀況欠缺了解,也欠缺現代憲政體制國家政府應對基本人權保障之態度。

五、智慧路燈如侵害隱私權,將影響與歐盟貿易
目前歐盟已經通過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根據GDPR,未來業者若想使用用戶個人資料,必須明確獲用戶同意,萬一用戶的個人外洩,業主必須在72小時內通報監管機關。用戶也有權查看業者取得哪些個資遭到洩漏。目前行政院方面已經有翻修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計畫,並且準備設立獨立的監察單位,提高對於消費者的保障,以爭取成為歐盟的合格白名單成員之一。

智慧路燈計畫中的人臉辨識功能之外,除了和目前行政院的促進保護個資的方向相違背,也將會影響台灣的資訊產業是否符合歐盟的個資保護規範,甚至於影響台灣是否成為歐盟的合格白名單成員,不可不慎。智慧路燈與隱私權的問題不但涉及科技與倫理的問題,也涉及立憲主義與基本人權的問題,甚至於可能會涉及對歐商貿的問題。

面對世界總體趨勢對於隱私權保障的要求日漸高漲,柯市府應該走向更進步的腳色,而不是反而向中國嚴密監控人民這種「Big Brother」的法西斯主義心態學習。應該依法徹底落實保障個人資訊,並明確宣示智慧路燈放棄安裝人臉辨識系統。

【找回公正才不會內耗—管案的省思!】


教育部長吳茂昆日前主導了「拔管」決議,並再次駁回了台大臨時校務會議的要求速聘的意見,並且再次發文要求台大重啟遴選,關於這些事情,我已經於先前多次撰文表示,教育部在最後採取的利益迴避原則適用的方向大致正確,但是敎育部在利益迴避的法律意見前後不一,並未給予合理交代;而且適用法條依據採用行政程序法卻也引發新的適用法律的爭議。

尤其吳茂昆部長本人近日來被爆出的種種爭議,不僅未讓焦點置於管案身上,反而影響教育部處理管案的正當性,以及英頼政府執法差別性對待及公正性的質疑。

一、敎育部前後法律見解不一問題?
針對遴選委員蔡明興(台灣大哥大的副董事長)對於候選人管中閔(台灣大哥大獨立董事)是否構成「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的利益迴避原則之適用?以及是否僅有其他校長候選人才能夠提出檢舉?是這一次台大校長遴選案的爭議焦點。
(一)敎育部先要求台大修改作業細則第九條:
原來台大「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九條是依據台大的「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的規定,除規定「候選人得提出舉發」外,也規定遴選委員得主動提議,經遴選委員會議決。但教育部卻要求台大必須修改「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九條,刪除遴選委員主動提議,以符合敎育部所頒布的「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所規定。
(二)敎育部三位遴選委員背書台大1/31遴選委員會的意見:
由於利益迴避原則是一個程序正義的公益原則,基於程序正義的公益原則,理論上「候選人得提出舉發」,並不代表其他一般人不能檢舉,或遴選委員會不能主動調查。
可惜1月31日台大遴選委員會作出「祇有校長候選人才能舉發」的法律解釋時,敎育部本身具有行政法規解釋權,不但沒有即時予以更正法律解釋錯誤,反而三位教育部派出的遴選委員包括姚立德、鄭瑞城與鄭秀珍三位委員也在元月31日的遴選委員會背書台大遴選委員會的意見。當台大遴選委員會發言人宣稱全部遴選委員會一致的法律見解時,教育部及教育部三個遴選委員均沒有表示異議。也沒有提出不同意的法律見解。
(三)敎育部從1月5日到4/27前從未表達不同法律意見:
而當台大遴選委員會宣稱祇有候選人才能提出舉發的法律見解後,敎育部一直沒有否定這種法律見解,而直到4/27才正式表示「有經濟法律上重大利益未迴避的適法疑慮」為由駁回這次遴選結果。
教育部有責任也有權力針對系爭的利益迴避原則儘快提出權威性的法律解釋,但竟然拖了三個多月未公開針對台大遴選會有關利益迴避原則的法律見解,提出對或錯的明確立場,這已經算是嚴重的失職,也是造成今天社會爭議丶動盪不安的關鍵。除了敎育部該受嚴厲譴責外,英頼政府的領導能力也受到嚴重的質疑,而且被嚴重懷疑是政治性的干預。
(四)未懲罰相關失職人員,難令人信服!
敎育部處理管案,犯了以上嚴重的曲解法令缺失,拖延法律解釋爭議,造成社會衝突動盪,除了潘文忠不明不白拍拍屁股走路外,而其前後立場不一,竟然沒有人受到處罰,當然難以服人。

二丶吳茂昆是否侵害東華大學專利?
此外敎育部長吳茂昆甫上台不久,就被爆發校長任內2015年9月在美國成立美國師沛恩公司,是否侵害東華大學專利的爭議。
(一)吳茂昆任東華大學校長時,以師生共同研發的「綬草」(又名清明草)萃取技術,而該項技術早在2014年3月即由主要發明人生物系敎授翁慶豐以東華大學名義向美國提出申請專利。2015年3月在台灣也以東華大學名義,提出申請專利。
但吳茂昆等人卻於2015年9月在美國開設美國師沛恩公司,在未經東華大學同意轉讓的情形下,即以該公司名義將此一技術向中國丶美國丶歐盟丶日本申請專利,而校方並不知情。這就涉及是否侵占東華大學專利技術問題。
(二)2015年12月東華大學將綬草萃取相關技術專屬授權給麗台科技公司,技轉金150萬元,吳茂昆、翁慶豐丶史閔元、謝蕙雯各分得95000元技轉利金。但吳茂昆等人竟於2016年8月以謝蕙雯為負責人成立台灣師沛恩公司,並進駐東華大學育成中心。同時該公司在未經東華大學的正式授權,竟於其生產的産品上使用東華大學的技術並標示專利字號,顯然有侵害專利權的問題。該公司於2017年年初向東華大學申請綬草專利權讓與,但東華大學因與麗台科技公司已有專屬授權,而並未同意。2017年12月該公司再度向校方申請技轉,校方今年3月再度駁回。
(三)是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侵占丶背信、侵害專利權疑雲罩頂:
吳茂昆部長是低溫超導的專家,但並非生物科技專長;但他曾擔任國科會主委一職,對於研發智慧財產權制度按理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雖然他對協助東華大學綬草研發團隊應該有一定的貢獻,但對於科研成果的分配體制應該有一定的了解,竟然涉及校長本身監守自盜學校研發成果的倫理問題,實在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目前本案已經由監察院及司法單位調查偵辦中。但由於吳茂昆接任敎育部長必需處理台大校長遴選案爭議,而使得東華大學綬草專利爭議提升到抬面上,可以說是自跳火坑。
不過行政院對於敎育部長陷入監守自盜的專利技術侵占倫理問題,不應該自身事外,應該儘速調查清楚,並採取必要的處置,否則將嚴重傷害政府的公信性。

三丶找回公正才不會內耗,台灣才有希望:
台大校長遴選案,迄今社會嚴重撕裂,是非對錯各説各話,真正的關鍵在於政府缺乏法治能力及法治公正的態度。行政部門缺乏法治能力是因為行政高位者一貫的恣意,以及行政救濟體制(訴願及行政訴訟)效果不彰,這是本次司法改革理應關注的重點,但可惜似乎沒有受到重視。至於公正的態度,則是執政者面對各項重大的政治社會爭議該有的格局,可惜台灣社會長期陷入黨派惡鬥,無論黨與黨之間的互鬥,抑或黨內派系的惡鬥,都已經把客觀公正摧毀殆盡。
找回公正客觀,臺灣才能避免內耗,也才會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