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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日 星期三

『國際西藏郵報2011年10月28日達蘭薩拉專訪』

    下列文字是我在達蘭莎拉接受西藏郵報專訪的內容。文中我談到達賴轉世繼承的問題,我認為中國一定會藉機干涉。




台灣參訪團:中國必須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國際西藏郵報:
    首先代表國際西藏郵報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也請蘇縣長先自我介紹!


蘇前縣長:
    1977年就讀台灣大學法律系時,冒著戒嚴的危險,幫很多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助
選;1979年遭逢美麗島事件,親身經歷整個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服完兵役後,即取得律師資格,繼續從事台灣的民主運動。台灣面臨國會全面改選,還有總統直選的民主時期,於是決定返鄉為鄉親服務,在1993年至2003年,前後擔任四屆的立法委員;2001年至2010年,擔任二任的台南縣縣長,也是台南縣改制前最後一任縣長。
    中國崛起之後,台灣面臨中共打壓的風險,台灣的民主運動於是進入一個新的挑戰階段。我並不認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已臻至成功,反而面臨遭中共併吞的危險。台灣和圖博(西藏)在處境上有著同病相憐之處,同遭中共在國際上不斷的打壓。所以2010年離開了縣長的職務後,開始思考台灣應該何去何從的問題,花了10個月的時間,思考很多的問題。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民主化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而中國的民主化也與圖博(西藏)有著相當大的關連。


國際西藏郵報:
    中國經濟能夠快速發展的原因、中國民主化對台灣、圖博有幫助嗎?


蘇前縣長:
    台灣對於中國經濟的確有很大的幫助,但中國經濟表面看起來很驚人,但他們的國民年平均所得也才僅有4000美元。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來到一個關鍵點;過去,一黨獨裁專政的體制或許是對經濟發展有著相當大的效果,但是經濟的複雜度不是一黨專政能夠有效管理的。
    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沒有成長,但中國的經濟繼續以驚人的速度成長,造成中共過度的自信與驕傲,其實對一個後進發展的國家,經濟繼續成長是正常的現象。2011年,中國開始擔心經濟泡沫化問題、貧富懸殊擴大的問題;所以從2011年,中國境內的動盪不安狀況增加不少,內部的衝突很多,特別是阿拉伯春天、茉莉花革命之後,中共面臨在經濟發展中最為依重的網路建置,在這個方面產生很大的管理危機。


國際西藏郵報:
    中共對於達賴喇嘛尊者身後尋找轉世靈童,一直野心勃勃、甚至以無神論者的姿態宣稱有權任命下一世的靈童,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蘇前縣長:
    其實時間就是一個關鍵問題,時間如果是在15年、10年、5年或20年之後,當然會有不一樣的狀況。如果是15年之後,這個期間中國民主一定會產生變化,但如果只有5年的時間,著實令人擔心。而中共的政治介入宗教事務,是不妥當的、也不適當的;不過以我們對中共的認知,他們一定會以各種形式進行干預。


國際西藏郵報:
    中國民主化對台灣、香港應該會有好處,但對西藏會有什麼好處?


蘇前縣長:
    台灣獨派裡有二派的言論,有一派甚至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對台灣更不好。因為民族主義的民主,會產生更多的民粹行為,反而對真正民主帶來更壞的影響。但我個人較認為是正面的影響,因為民主並不光是選舉層面,還包括人權、自由等,當然還有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基本上,中國的民主化困境重重,這麼大的一個機器(中國)要經歷民主化,當然是非常大的挑戰。然而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內部勢必面對許多危機的發生,甚至對外界採取激烈的手段。我們以正面看待中國的民主化,至少把尊重少數意見、異議的觀念,在中國文化中建立起來。如果中國未能建立對於少數意見及異議的尊重,那麼對台灣、香港,甚至是圖博都是不利的。當然期待中國能夠民主化,雖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國際西藏郵報:
    達賴喇嘛尊者返藏對於中國的民主化是否有幫助?


蘇前縣長:
    達賴喇嘛尊者返藏,應該是在中國達到一定的民主化之後。當然達賴喇嘛尊者返藏後,會為中國的民主化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對中國在尊重宗教自由上,也是一大里程碑。對於尊重少數民族的自治權上,也是一大進展,因為如果不是基於尊重少數民族自治的話,中共豈敢輕易允諾尊者返藏。


國際西藏郵報:
    台灣和西藏如何在民主的道路上攜手同行?


蘇前縣長:
    台灣的民主發展,目前遇到了瓶頸,可以說是退步;前二任總統都是歡迎達賴喇嘛尊者到訪台灣,現任的總統卻不敢讓達賴喇嘛去台灣;現任總統也不敢與中國的民運人士接觸,這個現象代表著台灣的民主在某個部份的退步。
    西藏民主,在國際上是非常的成功,但中共頑強地始終就是不讓步。台灣也有相同的處境,儘管在國際上的名聲相當響亮,但中共還是不停地打壓封殺。唯有中國的民主化,未來才有更多的希望。但如果中國不進行民主化,內部的動亂勢必增多。
    世界當前的種種危機,佛教的思想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達賴喇嘛尊者的和平訊息。
    若中國轉向民主後,可以讓達賴回到西藏,將對中國的民主與宗教自由產生巨大正面影響;我也提到民主不只是選舉,更包含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與對少數民族的尊重,如果政治體系沒有這些民主要素,中國的轉型將極為困難。台灣前兩位總統都有邀請達賴訪問台灣,現在的馬總統卻因種種政治考量而不敢邀請,甚至連支持中國民主都不敢。我最後強調台灣與西藏流亡政府合作的重要性,若兩國經驗可以有一個交流平台,彼此將獲益良多。而佛教精神對於台灣社會亂象的矯正也將極有幫助。
    西藏因1951年與中國共産黨簽下17點協定而正式喪失其獨立的地位,但西藏自治祇是階段性統戰的策略,1959年3月17日達賴開始流亡,因中國迫壞西藏自治的承諾。但也因流亡到國外,所以藏傳佛教才能在全世界宏揚,達賴也成為全世界最閃耀的佛教領袖,在達蘭沙拉來自歐美各國追循達賴的信眾滿街。
    藏傳佛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佛教在歐美國家傳佈最成功的,中國民主化也將提供藏傳佛教廣大的市場及深沈的影響力,所以苦難讓藏傳佛教國際化,而未來在中國的影響力將跨越藏、川、青海,及於13億多的中國人民,尤其其可貴的因明學辯論值得保存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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